摘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提倡的“民主”“科学”的内涵较第一阶段有了深化,也是民族救亡向前和向上的发展。从五四启蒙到五四政治运动,不是“民族主义淹没了文化启蒙”,而是“启蒙运动本身救亡目标的实践表现”;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是“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始航向,而是纠正了初始目标脱离实际的航向的道路选择”;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超时’的盲从,而是民族救亡在更高水平上的历史选择”,可见“文化断裂论”是没有根据的。
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年第2期104-109,共6页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