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发端的晚清新小说,迈过了以外国历史为题材的改革小说和以亡国灭种的警报为主题的爱国主义小说为主要形态的发轫阶段以后,1903—1905年三年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煌煌巨著竞相问世,汇成新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而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则是这一高潮中产生的重要作品之一。 长期以来,评价晚清小说的某种思维定势,妨碍着人们发现和开拓的眼光。比如,批评晚清小说只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甚至联缀“话柄”,过甚其辞,无所谓“含蓄蕴酿存其忠厚”,更谈不上正面理想的光芒;又如判言晚清小说多是《儒林外史》的模仿品,没有结构,没有剪裁,“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所以只好别称之曰“谴责小说”。这种单从部分作品的外表现象推导出来的普遍判断,是经不住检验的。
出处
《南京社会科学》
CSSCI
1992年第2期104-109,共6页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