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中国宋明理学东传朝鲜、日本后,由于两国历史前提的差异,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概而言之,在朝鲜,学者们关心的是儒学的“内圣”之道——修身养性,理学的心性论被进一步完善。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崇尚空理空谈的风气,这种风气阻碍了对自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生产力的发展。在日本,学者们关注的是儒学的“外王之道”——经世致用。这使得日本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理学的中心所在,
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CSSCI
北大核心
1991年第4期44-48,共5页
Social Science Fr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