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先修长编的修史原则。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无言的事物。孰是孰非,留给学者们深思。
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第1期89-99,共11页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