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戴望舒的诗歌艺术

一位诗人的真正丰饶并不在于诗句的数目上,却在于它们的效果的广阔中。只能在时过境迁之后才能加以判断.—保尔·瓦莱里《波特莱尔的位置》在论及诗人戴望舒(1905—1950)的时候,我非常自然地联想到法国现代派巨子瓦莱里(戴译:瓦雷里)对于象征派开山波特莱尔的评价。究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点:一、瓦莱里的这篇《波特莱尔的位置》是由戴望舒译成中文的;二、戴望舒与法国象征派有深厚的联系,他译过法国象征派诗人的诗,其中包括波特莱尔的《恶之花》(见《〈恶之花〉掇英》②);三、戴望舒同波特莱尔类似,一生的诗作并不多(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望舒诗集》共92首,这几乎是戴诗之全部。以下所引戴诗均见此集);四、尽管如此,戴望舒同波特莱尔一样,其诗也具有特殊的价值,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特别在艺术性上),算得上“真正丰饶”,尤其是在“时过境迁”的今日加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