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人对性和爱的态度是他人生观的雏型和人格优劣的标志——这一命题是佛洛伊德到弗洛姆所构筑的心理分析庞大体系中的理论支点之一。可能是某种渊源,抑或是某种巧合,它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世界中,被浓厚的“感时忧国”的意识这样深化与廓大了:一个民族对性爱问题的伦理规范同样是衡量这一民族人格与文化优劣的标准。或许,从这一视角对浸渍着礼教渗水的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正可深入肌理,击中要害。因为“礼本于昏”(《礼记》),“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中庸》)。或许,也正因为如此,鲁迅才那么细致地描绘了阿Q——高尔础们的变态心理;郁达夫和茅盾的笔下才层出迭现了一批迹近放浪形骸的男女;而巴金则更直率地主张通过“私生活”、“爱情事件”
出处
《文学评论》
1987年第6期87-95,48,共10页
Literar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