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

洋务运动时期,在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存在着主和与主战的争论,特别是每当发生重大的中外交涉事件,这种争论就要激烈爆发一次。洋务思想家对此抱何种态度,他们究竟属于主和派,还是属于主战派,又当如何评价他们的态度,这是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应该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对12位洋务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考察,有必要作一简要介绍。王韬在《书重刻弢园尺牍后》中说:“末一二卷间言日俄近事,而意皆主于不用兵”,“修好释嫌,要以和为贵”。这是指的他对解决俄国侵占伊犁和日本灭琉球两次重大外交事件的态度和主张。“主于不用兵”、“以和为贵”可以说是他一贯的主张。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就强调“毋宁出于和”(《弢园尺牍》第32、38、42页)。其后,对所发生的重大外交事件,他都认为“宜和不宜战”。1870年他上书丁日昌,提出处置天津教案的办法是“惩疏慢以肃官常,戮顽梗以警乱首,优恤死难者家,以示怀远”(同上,第105页),与曾国藩的办案方针相一致。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