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九六○年我在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作资料员、助教,工作之余从赵荫棠憩之先生学习音韵之学。其时先生正聚精会神、每日伏案以他那娟好秀丽而略带行书意味的蝇头小楷整理清誊他的百余万言巨著《诗经研究》稿;而我则正集中精力读殷墟甲骨卜辞和商周青铜器铭文。我每次到他那里,一提及音韵学,他就劝说我举其大纲,略通其意已足够矣,不必求之过细过密,将话题引开,而大谈其《诗经》。他喜欢以诗证史;我爱好以史证诗。一老一少,忘情物外(当时彼此生活都极端困难),有时竟不知夜之已深而东方之既曙矣。因此我从先生那里在音韵学方面所得甚少,而于《诗经》反而获益非浅。一九六一年。
出处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3期79-82,共4页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