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治统”和“道统”

是否作正统,以谁为正统,这个问题曾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引起过长期的争论。无论是陈寿作《三国志》、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或是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朱熹作《通鉴纲目》以蜀为正统,都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为一家一姓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对此辩之已详,并作结论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