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迁父司马谈临死前感到自己终身遗憾的是:没有尽到太史职责,写出一部史书。他把未竟事业托咐给司马迁,要他“无忘吾所欲论著”,并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精神勉励儿子。特别是孔子,司马谈说他“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谈死后,司马迁“紬史记金匮石宝之书”,着手准备,并表示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的话虽委婉,意思却很明确。他认为孔子卒后五百年尚后继无人。自己恪守遗训,以孔子论著精神为准则,继《春秋》写出一部史书,正是先人的意愿,符合时代要求,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