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种治学方法——以《王船山思想体系》为例

我读王船山的著作,是从一九二六年在北京求学时开始的。当时病在以间接读书去代替直接读书,崇拜“权威学者”如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的评价王船山,而不免上了一些当。稍后,对王船山的《四书训义》等大部头著作,仍然望而生畏。直到一九八一年,对王船山的遗书,虽然断断续续地读,总无法抽出一个较长的时间把它一次读完。因此,凡要求撰写有关王船山论文的,我都不敢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