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晋初蜀人陈寿著《三国志》,虽“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南宋裴松之憾于此种缺陷,便下大功夫为它作注。后来史家如刘知几、王通等看了裴注后,却反嫌裴注繁芜,《文献通考》一九一引叶适的话,竟说裴注是“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馀”。近读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序言,其文说:“因为陈寿见到的史料有限,所以三书的内容还不够充实。裴松之所以要给它作注,也是要补救这个缺陷”。
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年第3期98-101,共4页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