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同志答本刊记者问

记者:您对东方文学,尤其是印度文学的研究造诣很深,首先想请您谈谈研究东方文学的意义。季羡林:我天生地和人为地成了一个杂家。对印度文学、语言、历史、宗教等等,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深入。我自己深以为苦,想改一改,但恐怕希望不大了。因此我对印度文学的研究根本谈不上什么造诣,更谈不到“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