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周翰同志答本刊记者问

记者: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自己所编写的第一部《欧洲文学史》的主编之一。作为我国有成绩的一位外国文学史家,您能不能说说自己研究外国文学史的治学经验? 杨周翰:《欧洲文学史》是个集体劳动成果,我个人不过参加了编写,做了一部分工作。听说反应还好。当时提出三性: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知识要可靠,文学史的史实一定要努力做到翔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