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书成”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吊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是,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国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也是作者潜在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1997年第3期107-114,143,共9页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Phi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