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中自有真情真知真意味

王蒙在《小说的随意性与规定性》(《文学自由谈》1991年3期)一文中指出: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可以写得这样自由、随意,得心应手。可能是由于小说在古代中国难登大雅之堂,其主要目的是娱乐大众,没有哪个中国古代小说家摆出一副“忧国忧民”“一字千钧”“人类的良心”“思想家”的阵仗。这种“玩文学”的小说传统正与诗文的“兴、观、群、怨”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一样久远。从文化心态上说,当今有识之士可能对这种随意愿更愿意批判之否定之扬弃之。从“小说学”的角度却很难将这种更多游戏性的小说观与洋大师们的小说观分出个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