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民族思维的理性化发展由司马迁、桓谭、王充、王符等汉代“异端”思想者所坚持,而在汉末魏晋获得很大发展的民族思维的理性化趋向,一方面使人们从“为人者天”(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神学压抑中走了出来,向内发现了自己,发现了实实在在的人生;另一方面又使人们较大程度地脱离了灾变祥瑞和润饰鸿业的角度,从而能如实地观察外物,于是向外发现了一个真实的自然,认识和审美方才日益走向真实、细致和精深,并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自然美认识和欣赏的高潮。这一高潮的来到,是两条轨迹相交的产物。
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CSSCI
北大核心
1990年第3期257-264,共8页
Social Science Fr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