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澳大利亚父亲的家信

米丽,我不常给你写信,原因是:我患了心脏病,连这封信都是在医院病床上写的。情况不算很严重,但需要躺两个星期,而且出院以后,也必须清心寡欲地过一段长日子——不能抽烟,不能喝白兰地,也不能沾其它酒,甚至要避免听高尔夫的击球声。不过,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再恶的风也带给人一点好处。”这场病倒使我能静下心来好好思索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父女关系的演变过程。女儿大了,离开父母本是注定要发生的事,只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里,时至今日,两代人的距离却几乎要用“鸿沟”来形容——我不是指地理上(在这方面,你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加利福尼亚,戴安娜在北方的悉尼城,确实够远的),我主要是指精神上,你们姐妹俩离我们甚至比上述距离还要遥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