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50年代末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由于受到“左”的干挠,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的报告都视为反对斯大林的毒草,篡党夺权的标志。80代年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少文章重评《秘密报告》,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但是,对反对个人崇拜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分期问题、1957年党内斗争的性质和二十二大“大反斯大林”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试就此略抒管见。
出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大核心
1989年第4期78-86,共9页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