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

一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的提出 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初年的十几年中,也就是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发了重大变化,历史发展的节奏加快了,历史学的近代化历程也加快了步伐。史学上有一件轶事,对于说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有启发的。这件轶事是——当黄遵宪在驻英使馆任职时,薛福成在驻法使馆任职行将期满归国,这时黄遵宪把《日本国志》寄到巴黎,请薛作序,并致意云:“方今研史例而又谙于外国形势者,无逾先生,愿得一言以自壮。”薛乃为之序,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序文称赞《日本国志》是一部“奇作”,“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序文论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形势和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时说:“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 “富强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