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民贵君轻”——与龚维英先生商榷

《管子学刊》1990年第1期发表了龚维英先生的《“民贵君轻”正解》一文(以下简称“龚文”)。该文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进行了“本义训释”。其观点,要而言之:“民”训“人”,“是原指人口”,“上古地旷人稀,蕃衍人口是各族的第一要务。此所以‘民为贵’也。”而“社稷”“是祀求生殖神保佑人丁兴旺,实远古生殖器崇拜之残余。”“次之”,那是因为“至孟轲时代,民智已开,生殖器崇拜早成仿佛依稀的远昔之事。”“表明孟轲虽亦重视人口的蕃育,但已知‘社稷’这些调调儿并非繁衍人丁的必要手段。”至于“君为轻”,龚文则认为其由来于孟轲重民、爱民的思想。对此,笔者不以为然。特提出商榷,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