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

或许布里恩·汉德森的话是有趣的:“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影片《红旗谱》所产生的196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微妙而艰难的年头,在大规模的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之后,在异常喧闹而狂热的大跃进一浪之后,在令人心惊而愕然的庐山会议之后,1960年是一个黯然而相对平稳的年头。这一年,悄然而痛楚地结束了为时三年、相继二浪的大跃进运动,狂想与诗情已为异样艰难、沉重的现实所淹没。一个稳定而略显平淡的“调整、充实、整顿、提高”的时期已在预期和构想之中。作为一个喧沸、几近荒唐时代的终结,和一个名之为“渡荒”的调整时代的开始,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一次暧昧的凝滞。因此,《红旗谱》较之一年前的十年大庆献礼片,呈现出一种叙事格局的低调设置,较之前者的明晰、单纯与激越,《红旗谱》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超载与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