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外庐同志学术纪念会。外庐同志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外庐同志去世以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侯外庐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我说,本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发展的重要标志,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三十年代的理论成就。四十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有他特殊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讲得很含蓄,但这种说法是经过长期考虑酝酿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是对的。
出处
《史学史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1989年第3期3-5,共3页
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