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伦理道德与器官移植

医学发展早已度过了经验医学的年代，从而转向证据医学。近十年来，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应用于临床医学的各个领域，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各种诊疗的指南和规范不断地被发布，无疑起到了促进医学信息交流、推动医疗公平和医学成果应用的作用，体现出著名的循证医学的推动者David Sackett教授为循证医学所做的最初定义：“谨慎地、明确地、明智地应用当代最佳证据，对个体患者医疗做出决策”。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则更广泛地将循证医学应用于公共医疗决策，特别是在器官移植、临终医疗等涉及较多伦理争议的领域中。器官移植不同于其他临床医疗手段。因为供体器官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公共性资源，任何一个器官移植的决定者都分分秒秒处于两难的窘境之中。仅就肝移植来说，目前我国临床肝移植技术已相当成熟，年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但由于我国的肝病发病率高，我国的肝移植发展速度越快，供体肝脏供需矛盾就越突出。医生总是一方面争取做更多手术、救治更多病人；另一方面要接受来自内心和外界的伦理学挑战，因为供体分配直接关系到每一个等待移植患者的命运。作为单纯的学术命题，学术界始终在关于如何改进移植技术，并通过技术改良〔例如亲体间移植、劈裂式肝移植、多米诺供体肝移植、利用边缘供体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等〕增加可用供体，以及如何扩大移植的适应证，使器官移植广惠于民两个方面做着不懈努力。可医生们越是想多救治病人，便会在伦理层面留下越多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