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晓声的小说主体形象是农民,即令那些以知识分子面貌出现的人物形象也是按照农民的思维习性和心理方式完成性格历程的。这可能与小说叙述人(作者)那种农民式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定势有关。在“干预生活”这一面上,高晓声的锋芒比王蒙、陆文夫都要犀利,他那些以社会问题为内容的中短篇小说对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愤怒和仇恨甚至以议论的形式直接表露出来。但当高晓声冷峻地书写历史的种种苦难的承受者时,都温情地剖开隐匿在“历史”外壳之内农民痛苦的灵魂心象,挖掘沉淀在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的那种无意识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深刻暗喻着中国社会苦难的必然与改革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