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兴,重视文治,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为我国历史文献学在汉代初步形成创造了条件。刘向父子在长期的校书实践中,创造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整理文献的方法,第一次对现存文献作了著录,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书目—《七略》。班固在《七略》的基础上撰《汉书·艺文志》,更开了史书著录文献的先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汉代对文献的注释不拘一格,举凡故、训、章旬、注、笺、传等注释形式大部分都已出现,虽然这些注释形式各有不同,但以音训为主则是汉代注释的特点。郑玄长于注经,摒弃今古文门户之见,博采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特有的注释风格,不论是训释还是校勘,都有显著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注释不仅仅限于注释儒家经典,事实上,《楚辞》、《孟子》、《战国策》、《史记》等,已都有注释并且各具特色。本文即着重从上述诸方面,对刘向、班固、郑玄、高诱等人整理和注释文献成果的剖析,揭示我国历史文献学在汉代确实已初具规模。本文是作者所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的第二章。第一章论述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已在本刊1987年第四期发表。
出处
《史学史研究》
1988年第1期37-47,共11页
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