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荫和《上海姑娘》

我和成荫同志仅有的一次合作,就是那部生不逢辰的电影《上海姑娘》。一九五六年初,我把习作《大学毕业生》寄给了素昧生平的钟惦棐同志。在他热情的帮助下,几经修改,改名为《锦绣年华》,并由他一面推荐给刚创刊的《中国电影》发表,一面又推荐给北影厂。北影编辑部读后很感兴趣,打算接受拍摄。这时,我的短篇小说《甲方代表》发表了。汪洋同志认为改编这篇小说比《锦绣年华》更好。当他听说小说的原名叫《上海姑娘》时,兴奋地说:“好!凭这四个字,就能卖三毛钱!”(他的这句话,被作为“票房价值论”的典型语言,批判了二十多年)立即要我着手改编。我也就在这时认识了成荫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