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英译的实践与心得

1944年秋我应邀赴英,住进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作客座教授。三一学院院长特里维廉(E.M.Trevelyan)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哥哥大特里维廉(R.C.Trevelyan),后者是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当时想已退休。他翻译过希腊悲剧,且对中国诗歌颇感兴趣。他不但和当时已经成名的汉诗英译家亚瑟·威利(Arthur Waley)是好友,还精心选编了一本汉诗英译小集子From the Chinese。在这集子卷首,他写了一篇颇有见地的长序。序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的发展要比英国早好几个世纪。当我们还在半野蛮的中古时期,中国文化已登上了世界文化的高峰。"他是一位重视我国诗歌传统的学者,使我起敬。后来我和他通信频繁。他看过,也为我修饰过陶诗译稿。回忆当年,诗稿诗情,确实难以忘怀。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