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教诲

我认识伯昕同志不算晚,但接触并不多,没有能够更多地亲聆他的教诲。但有几件事,却印象很深,隔了几十年,仍记忆犹新。 1936年,我考入生活书店当练习生。韬奋同志去香港后,伯昕同志是生活书店的最高领导人,平日不大见到他。在当时条件下,进步书店在形式上要尽量做得灰色一点,不可能用召开职工大会做报告等方式联系群众。但是每逢我们晚上加班工作时,他总是要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转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