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丽达·乔的超脱》是加拿大剧作家乔治·里加(George Ryga,1932——)于1967年完成的又一部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痛苦遭遇的剧本。与剧作家于1964年所写的另一部剧本《印第安人》相比,《丽达·乔的超脱》以更深刻的笔触描写了印第安人的苦难和绝望。 剧中的女主人公丽达·乔和男友杰米·保尔为了摆脱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印第安民族保留地内的屈辱生活,来到大城市(温哥华),渴望得到自由的新生活。但是白人社会的“文明”容不得这些被认为是卑贱的民族。丽达的无声反抗带给她的是屈辱、更多的屈辱。她被指控犯有流浪、卖淫、偷窃等罪行,最后遭到三个白人醉汉的强奸、谋害。男友杰米虽然主张采取行动进行反抗,但也被逼得走投无路,除去采取酗酒乃至零星的破坏行动之外,别无他法,最终也是被三个白人醉汉打昏后,扔到轨道上被火车轧死。 这是一部充满印第安人血泪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里加在表现他的现实主题时,使用了“意识流”、回忆倒叙、神秘幻象和对比等现代派的手法。使主题的表现更生动、更深刻。整个剧以丽达·乔在法庭受审为主线,通过她与法官对话时的回忆,再现出她在保留地时与妹妹艾琳的欢快生活,描述了她和杰米在城市幻想建立家庭和这种幻想的无法实现乃至破灭,揭示了印第安民族内部老一代的忍辱求生和新一代对新生活的渴求之间的冲突,抨击了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冷漠、对他们渴求自立生活的不理解和歧视。而在这些欢快、幻想、冲突和冷漠、歧视的后面,三个白人醉汉——凶手的身影时隐时现,更加深了现实的冷酷。丽达和妹妹采草莓时的欢快场面被暴风雨破坏,醉汉的出现几乎使艾琳吓昏。与丽达和杰米相反的是克拉拉和丽达的父亲。前者代表的是追求新的生活和改变现状,后者则是接受现实要求于他们的一切:生了孩子要给别人去抚养;安于落后愚昧的生活。就连艾琳也放弃了追求而返回保留地去过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了。这些手法都加深印第安人如不对现实屈服(被溶化)就要被现实毁灭的严肃主题,使得原来似乎不相关联的事件联结起来,造成一种剧中主人公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感觉。作者表达了他对白人社会的控诉和对印第安人的深切同情。正如丽达·乔的妹妹在剧终时说的那样,“洋灰马路刺痛了她(丽达·乔)的脚”。正是白人社会的“文明”毁灭了她。 作者使用的加深主题的另一个手法是,在剧本中安插了一位谣曲歌手。这种借用古老的戏剧中制造间离效果的手法不仅仅有助于把繁多的情节头绪贯穿起来,而且对剧中人物的感情起了衬托和补充的作用。歌曲虽富有浪漫色彩,但却包含着冷漠和讥诮,如歌手在丽达对杰米的未来表现出倔强的乐观的时候却唱出了火车轮子冒火星——预示着杰米的被害。歌手的的存在、幕启时演员们的特别登场方式以及剧中人物对观众的直接指责,都使观众始终意识到他们是旁观者,从而通过目睹台上事件的发生过程而想到自己的责任。 里加对戏剧表现手法的大胆尝试还表现在他对舞台灯光的使用上。全剧自始至终不使用大幕,完全靠灯光的变换表示不同的场景。灯光照出法庭、田野、公寓,也照出了保留地和印第安墓地。 正是由于《丽达·乔的超脱》的现实主义主題和剧作家表现主题时所采用的各种现代派方法,使得这个剧在温哥华演出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公认为加拿大现代最杰出的剧本之一。
出处
《外国文学》
1983年第8期66-92,共27页
Foreign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