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尝试从神学的角度探究赵紫宸与圣公会之间更为深层的关系。本文首先对赵紫宸与圣公会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接着讨论圣公会的传统与赵紫宸后期神学思考的资源之间所有的可能的关联。笔者认为在他的后期神学思考中,赵紫宸在继续给理性一席之地时,他强调圣经是规范中的规范,并开始接纳信经和教会传统的权威。这些虽然是普世教会的共同信仰,但笔者认为,赵紫宸后期的改变与圣公会传统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在本文的主体部分,笔者着重探讨了赵紫宸后期的救赎论思考,及其可能受到的圣公会传统的影响。笔者认为,赵紫宸很可能从圣公会的传统中,看到了圣公会传统所走的中间路线,与他自己的神学立场相符契合。因此,对他来说,他的卫理宗的背景,以及他的神学旨趣,使他毫无困难接受圣公会的传统。回到他的救赎论,当他在讨论救恩的问题时,他既强调上帝的绝对恩典,又给人的道德生活在人的成圣中一个合理的位置。很显然,圣公会的传统可以使他既接受道成肉身的信仰,又能够在他的神学思考中关注道德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赵紫宸在1941年改宗圣公会,并被按立为会长。在他接受按立前,他应该对圣公会的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笔者认为,对赵紫宸的研究,可能不应忽视他后期对圣公会传统的接纳(或说回归,从神学的层面而言)。如果我们认为他的后期思考是他转向新正统的结果,我们很难真正理解他后期的神学,特别是他后期的救赎论。这可能也是他后期的救赎论多被看为是神人合力论,并被认为是不平衡的一个原因。
出处
《金陵神学志》
2012年第Z2期3-32,共30页
Nanjing Theological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