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博尔赫斯在《为六弦琴而作》的序言中说:“一切阅读都暗示着一项合作,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一次同谋。”当我集中阅读魏锦先生的文集《聚沙流年》时,我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未曾料到的心灵的某种沟通——我看到了一个作家置于精神层面核心内的正直、博爱与良知。这也是我所指望的。《聚沙流年》以其朴素的叙述样式消解了文风的华贵,以其关注民间众生相扩开了一个作家由衷的深情。我原以为,一个长期“为官”的作家,其语言系统、情感趋向、审美视野肯定毫无例外地会有意无意地带上强烈的“官方色彩”,进而失掉文学的生动与活力。事实上,在阅读完《聚沙流年》之后,我放弃了先前的自以为是的想法——作为官员的作家魏锦先生诸多看似“官样”的文字原来一样浸淫着人性的温润,一样讲究艺术的饱满。他没有我预先估计的“高高在上”或“假、大、空、浮”——他坚守住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真性情,尽最大可能地把为官的良知与作家的良知善意地弥合在一起,以此成就了他精神构架上的多重性。他为官而不机械麻木,为文而不空泛虚指,即使是一篇谈“政策”、谈“工作方案”的文字,他都同样保证了文本规限内的文学的传统与姿态,同样倾注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审美的豪情。他把人性的善良、正气、人道和慷慨既融人文章又倾注进工作,使它们在“文武”之间趋于完美。在他身上,为文为官似乎是不矛盾的,或者说,他把这种矛盾做了智慧的调理,让二者和谐地相处在一个整体之中。我可以不用同魏锦先生商量地说,无论他身居何职,他的骨子里,更能慰藉他的是作家的梦想,更能实践他“书生意气”
出处
《朔方》
2003年第12期70-72,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