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7年元旦那天,我在广州华侨医院的病床旁,俯身在父亲的耳边,轻声地说:"爸爸,您交代的事,我一定照办。"他终于闭上了眼睛。两年后的今天,在父亲逝世两周年的时候,我借《同舟共进》杂志的一角告慰父亲:"爸爸您交代我的事,我全都办妥了。"父亲交代我的第一件事,是将他的遗体捐献给暨南大学医学院供学生作实习解剖之用。这件事,父亲生前多次跟我商谈,我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总是循循善诱地给我讲道理:"生老病死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尸体送去火葬场烧掉,又麻烦又浪费。现在各个医学院供解剖用的尸体严重不足,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捐出遗体,那么医学院的学生怎样学到人体学知识呢?"其实,这方面的道理我是认同于父亲的,但想到一生受尽折磨的父亲死后还要这样"残酷"地处理自己,感情上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