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翻翻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于吴宓及其《学衡》派的评价,恐怕最多的就是指责他们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其中最主要的罪状即是反对白话,主张保留文言。事实上,这种说法将《学衡》派等同于林纾等真正的复古派,而且将《学衡》诸人视为观点全部一致,也是片面的。别人不说,就是吴宓与梅光迪、陈寅恪之间,对于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意见也是不尽一致的。 1919年,陈寅恪、吴宓等还在哈佛留学,对国内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完全可以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不闻不问,闭门自读圣贤书就是。但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渐趋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担忧,他们密切注视着大洋彼岸发生的一切,真诚希望我们悠久的文化能够在二十世纪重新焕发出光辉。不过,显然胡适、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让他们感到不满,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被潜行强行纳入政治轨道后所发生的变化令他们失望。自然,他们决非不爱国,对于当时不得不发生的一切,他们也能够理解。问题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