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学方法杂感

关心方法论是近些年来美术史学界的一个可喜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契机是由翻译海外美术史学派的著作引起的,继之而有中外学者的互访交流,美术史学方法论成为学术活动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现在谈论帕诺夫斯基、贡布里奇、沃尔夫林、豪泽这些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大概不再是个时髦的话题这样一个局面为进一步的“用”作了理论准备。因为就方法与方法论而言,只有是在解答了某一学术课题时才显出其真正的意义,这就存在着一个方法与方法论的价值问题。方法是为“用”而设计的一套程序,原则是可操作性,属于形而下。方法论则是为“用”的程序的合理性所作的理论阐释,目的在于建立体系,拉起学派,带有形而上的性质。说到底,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用”。“用”有套用、适用、好用和活用的不同,其中自有学术高下之分。比如机械教条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又如由基督教的圣像学而演绎出的图像学方法适用于研究有传说和经典记载的神话、宗教和与之相关的美术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