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副刊琐忆

1946年秋冬之际,我在重庆已买好机票,准备去香港。这时,刘开渠来到重庆,他急于去香港,但买不到机票,便要我把机票让给他。我答应了,准备等下一班飞机再走。这时,演剧四队要去武汉,因为四队和其他演剧队一样,挂的是国民党的招牌,实际是宣传共产党的文艺,受地下党领导。四队的张客,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同学,黄迴又算是天津小同乡,因我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天津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