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文革”纪事

一1966年5月,我们在桂林郊区搞"四清",突然接到北京一道命令:陈伯达指示,除邓力群(他不知何故得罪了陈伯达,被发配到桂林地委)外,所有《红旗》杂志社的同志马上回北京。虽然不很清楚陈伯达的命令到底目的何在,其实已经有不少迹象显示出凶多吉少。先是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诸如此类杀气腾腾的文字陆陆续续见报,使我这个经历过数不清的运动、审查而且总是"右"的人预感到又有一场运动即将来临,早有了检讨一番的思想准备。那时我同《羊城晚报》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