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围城》的主题

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关于《围城》主题的研究文章有十数将之多。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比较接近的看法。比如著名老作家李健吾就认为《围城》的主题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挑脱”。1郭志刚则认为《围城》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造成“一群独特知识分子”命运的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宣告了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失败”。2而胡范铸、王伟及台湾学者周锦都是从“精神欲求不满”,从“围城意识”入手分析的。认为《围城》“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反映了有着丰富精神活动的人,心灵水难满足”。因而“冲出了这个‘城’,又陷进了那个‘坑’,身在这个‘城’,又向往那个‘城’。”是“不易满足的欲望,使得人们奋斗不懈”。（3）（4）（5） 也有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入手分析的。如李频就认为“按作者的创作动机,《围城提要‘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反映以方鸿渐为首的新儒林的‘类’生活,‘类’本质是作者的基本倾向”。因此《围城》的主题“是指责社会”。”敏泽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则说:《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它是一部对行将崩溃的旧社会的一幅生动而真实的写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