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困扰——华文文学寻根之一

生存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一切活动之本,可是,怎样的生存则造就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一方面,人通过对诸种生存条件“合力”的自觉,可以明晰地把握本民族独有的生存方式,主动地按照它的准则去生活;另一方面,它也客观地限制了人的活动和发展,规定了人的创造的极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镕铸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强烈的现世性.它不尊崇超人间的宗教力量,把人的存在看成是神的存在的工具或手段,视人对现世的占有与消费为罪恶.儒学圣人早就把“食色性也”作为人的存在的一个不言自喻的公理.孔子不忧天,老庄顺自然,孔墨皆非命.它也不热衷于超感性的形而上的玄思,因为人的存在是紧紧围绕生存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感性世界,不会脱离生存而重新建构一个抽象的王国的.就连圣人孔子也是“以凡俗为神圣”(美国哲学家赫伯·芬格芮).至于道学,干脆“绝圣弃智”.人的肉体偶尔也为“酒”之类的物品所激奋,但是,决不致于被狂热的麻醉品弄醉.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都“清醒”地面对着自己的生存.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