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和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纪传”和“编年”是其两大基本支柱。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史通》,专写一篇“二体”,文中写道:“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也。”由是后世史家接踵仿效,使我国史籍日臻完备。特别是北宋时期《资治通鉴》的出现,更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的伟大成就对编年体的“继前启后”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