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9年8月,民盟中央派我到北京大学搞知识分子的调研工作。当时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反右倾又接踵而至,在这种形势下,知识分子沉闷得如万马齐喑。听说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但时隔不久,突然间"知识分子‘大反复’"的大帽子压了下来,那年月民盟的工作是很难开展的。我只带了一名青年干部刘淑荪,住进了北大校方指定的13斋的宿舍,走进房门就看到床边的粉墙上布满了蚊虫的血迹,才发觉我们未带蚊帐,小刘澈夜打蚊虫不能安眠。
出处
《群言》
1991年第2期30-31,共2页
Popular Trib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