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故里考》辨析

近读1990年《山西地方志》第4期贤赵维勇、刘益令二同志合撰的《王通故里考》(以下简称《故里考》)一文,颇感惊异,继而追思累代高贤,群情仰慕,而世还年湮,书册记事,辄有分歧,遂启后来士于文笔兴讼之端。汉张良、诸葛亮生前里籍,至今犹众说纷纭,即其例证。虽然执论尽可不同,旁证博引、索根完据,佐以总合精研,不难澄清是非真伪,终归于一。兹者欣逢盛世,学术研究之风遍及全国,关于王通故里问题,赵刘二位既考之于前,有异议者,不能不抒怀于后,爰就管窥所见,以与赵刘二先生商榷。 一“河津说没有史料依据”析 《故里考》云“河津在隋唐之际,曾以龙门称,但在现存隋唐史料中,没有王通是龙门的记载。”这是对隋唐史书中有关记载的忽视,或者说对此一事实的有意迴避。 众所周知,《隋书》无王通传,当然不可能有文中子的籍隶是何地的记载。 在《故里考》文中,作者清楚指出:“王通之子王福时”“王通之弟王绩”,而号称唐初四杰之首的王勃,恰是王福时第三子、王通之孙。 新、旧唐书《王勃传》与《王绩传》中均载明二者俱为绛州龙门人而且均提及他们与王通的祖孙、兄弟关系。因此,王通籍隶龙门,应是毫无问题的事。同时《故里考》通篇引证史料也承认王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