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夏、商、周三代即有师保辅弼之类的顾问官员或谋士.这些为王者师的人权力很大,除备咨询还可规谏,史官有时也作咨询之用,此后各代由此逐步发展出不同类型的顾问咨询机构和制度、朝议和规谏制度.在专制政体下,皇帝至尊,决策时还要臣子上言,成败得失还须谏官进谏,国君自己则要虚心纳谏,起码是基于君臣间某种程度的平等意识:国君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上智,臣属并不是事事不如皇帝的下愚(胡如雷语,见《李世民传》134页).从认识论上来讲,只有兼听博纳,全面反映客观实际,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为此就需要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就要广开言路、君臣论辩,就需要集思广益.现代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数服从多数、议会民主和政治决策中的半数通过、多数通过、协商一致通过等等都是基于同样的认识论前提,即任何高超的个人智慧也不能超过多数或集体的智慧.真理来自思想的互相交流和碰撞,来自不同方面的综合,来自群策群力.魏征进谏与唐太宗纳谏的故事被传为佳话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