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之後,法律文書首先引起學界的熱切關注。記錄睡虎地11號秦墓墓主喜的身世事迹的《大事記》或稱《編年記》,以及行政文書《語書》和《爲吏之道》也較早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可是《日書》的歷史文化價值起初不受重視。饒宗頤先生的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改變了這一局面。
出处
《简帛》
2012年第1期137-146,435,共11页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基金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中國古代交通史研究”(10XNL0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