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1940年初到1941年春,我在重庆的这一年中,重庆和整个国民党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对日本的抵抗有气无力。压迫和贪污之风加剧。内战的危险日增,从反动派的偶尔挑衅发展为全国性的威胁。甚至国民党政权的宣传官员也满腹牢骚。广播电台英语部的头头彭乐山,曾经当过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他以前毫无怨言地为国民党作宣传,现在却沮丧地对我说:"我厌倦了。1938年我们在电台广播新闻、进行宣传时,我们自己是相信的,并且受到鼓舞。那时我们工作起来,轻松愉快。现在,我们老觉得,我们是在胡说八道。"--摘自《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