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福泽谕吉在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侵吞时,提出以西方文明精神来保全国家的独立政体,其实践操作是通过“实学”来开发智慧,增强国力,营建淳厚的“人心风俗”。显示的价值取向是重视智慧,具体路径是先智慧后道德。梁启超稍后于福泽谕吉,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思想颇有研究,当时面对的国情与日本相似,但选择与福泽相异。他以“新民”为救国的法宝,以道德为根本,把智力、学识作为“其余事”。显示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一贯的道德主义,具体路径则是先道德后智慧。前者是“大和”的选择,后者为“中华”的选择。两种抉择,两种结果,这值得我们深思。
出处
《江淮论坛》
CSSCI
2004年第6期72-77,共6页
Jiang-huai Trib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