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和西学东进的洪流。随之而来的新史学观，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在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主要表现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的崛起，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力行，郭沫若“清算中国古代社会”的旗帜高扬等等，而对中国古史研究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则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安阳殷墟的开始发掘，应是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任务十分明确，
出处
《东南文化》
2000年第1期14-15,共2页
Southeast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