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开栏的话:为了获得基本生存权,我们艰苦地摸索了很久;为了更优裕地生存和发展,我们又艰苦地摸索了很久。百年艰辛,中国人已经彻底改变了20世纪开局时的满目疮痍、生灵涂碳、民不聊生的景况,带着一个大国古国所应有的尊严,自信地撩开21世纪的纬纱。但是,当有人似乎很有把握地判断21世纪属于中国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有些忧虑和不踏实──这种判断有意义么?我们以怎样的身骨去支撑并拥有充满不确定性的21世纪? 我们对虚妄的预言没有多少兴趣,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个基础中的正在解构与重构的人群、组织、部门、制度与文化,以及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路径选择,等等。面对新的百年,各国政府和人民都会由衷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过去做了些什么?今天的成就与困境从何而来?未来将如何?过去成功的途径未来还会成功吗?我们也不应另外。相比之下,我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似应更加关注,因为一个后发展的大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集权走向民主,从传统走向现代,每一个环节都已经经历、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磨难,没有谁能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哪条路是唯一的路,哪条在过去行之有效的路在新的百年仍然行之有效,在A地区有效的发展方式 ,在B地区也一定有?
出处
《决策咨询(安徽)》
2001年第1期34-36,共3页
Policy Making Consul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