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邓传安于道光二年由闽县县令调任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此后在台任职近十年。因职务的原因，“尝东至彰化界外之水沙连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舯八里坌……又尝南至凤山之碑头；延袤千里，皆览其山川形势，稽其民风土俗。间有所得，辄笔于书”，汇成一册，则成《蠡测汇钞》，其中所记载的有关土著的情况，由于都是亲身经历，可以认为是这段时间(道光二年——十年，即1822-1830年)台湾土著居民生活情况的真实反映。文中所记“番”社的状况为“余经过处已见三社为墟，疑他处亦有似此者”，“过埔里社，见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因此作者感慨“民人生齿日繁，番黎生齿日耗，不知何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