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白:乡村现代性的两副面孔

当我们试图将《红旗谱》(以下简称“红”)和《白鹿原》(以下简称“白”)这两部不同时代的文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研究时，现代乡村这一客观对象在绝然不同话语中所呈现的绝然不同的话语形象让我们产生极大的探究兴趣。表面上看，这种不同文本的出现直接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宰制或去蔽紧密相关，“红”作为典型的意识形态文本，必然将现代乡村塑造成符合意识形态意欲的对象；“白”则在远离意识形态制肘的地带，作一种充满个人色彩的虚构。但完全把“红”与“白”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加以考察，肯定会无形中失去对现代乡村复杂文化意涵的深入洞悉，从而使我们丧失在乡村意义上认识20世纪乡村的绝佳机会，因此，从乡村在现代文化中的飘流命运这一主题出发去探究“红”与“白”各自的思想寄寓也就不无意义。